最近，“中国社会保障论坛首届年会”在京举行。专家们呼吁，应当按照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理念，较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保障待遇水平，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提出的“在中国，实现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这一观点也得到许多人的赞同。可以肯定的是，社会保障制度将日趋完善。

　　吴敬琏：全民低保可行

　　《北京晨报》报道，“实现全民低保，是国家财力完全可以做到的，对老职工的社会保障补偿问题，国家财力也是可以支持的。”著名经济学家吴敬琏认为中国实现全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条件已经成熟。

　　“我们的社会保障系统一定要尽快建立起来，而全民低保作为其中的第一支柱，应该作为‘十一五’期间的约束性指标。”

　　吴敬琏认为，中国已有条件实行“全民最低生活保障”，起码在财政上已可以支撑这个庞大的福利体系。吴敬琏这一最新观点实际上相当前卫，在学术界，关于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制度的讨论已延续多年，而对于全民低保的实施时机，学界至今仍然存在重大分歧。

　　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等“三条保障线”制度，这保证了绝大多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离退休职工和困难居民家庭的基本生活。但占我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人口仍然未纳入社保范围。

　　需澄清若干误区

　　《人民日报》一篇文章介绍：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教授郑功成说：高福利将带来低增长并损害一国竞争力似乎是正确的，但从世界范围来看，这种看法至少是不科学的。北欧国家不仅是高福利，也是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国家。经济发展的好坏只能取决于经济政策的好坏和实施过程的好坏。不能将经济政策失误、决策失误造成的经济衰退归罪于社会保障。中国近十年来的经济发展，恰恰证明了社会保障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巨大功效。

　　很多人认为社会保障不能养懒汉，但这绝对不能成为不发展社会保障的理由。对于懒汉现象，只能通过制度的完善加以解决，不能以此为由来否定社会保障制度的成就。

　　人们都强调社会保障要讲效率，但从社会保障制度的本质出发，它的效率只能来自公平，是公平里面出效率。因此，社会保障中的公平与效率关系是目标与手段的关系，社会保障领域讲效率不是无条件的。

　　各国普遍强调经济因素对社会保障制度的影响。我们不能否认这一点，但要明确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一个因素，在经济不发达国家，经济因素的影响虽然偏大，但依然不是唯一的，当经济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时，经济因素的影响力必然下降。因此，在我们国家已站到了一个新的历史起点的背景下，多考察一下影响社会保障制度的社会因素、政治因素等非经济因素，是非常重要的，千万不能以所谓的经济落后来对社会保障严重不足视而不见。

　　社会保障趋向“全覆盖”

　　《中国改革报》发表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沈立人的文章说，全民社保在全国已经推开，从城市到农村，从东部到中西部，从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到养老保险，都以“全覆盖”为目标，虽然还是“低水平”，出于“未富先保”的现实国情。但是，何时可望达标？大多推之于中长期。其实，如吴敬琏所说，每年公费吃喝、公费用车和公费旅游、公费出国都以两三千亿元计，即使不能全免，节约一半，就够全民社保了。可见，不是做不到，而是想不想做、有没有决心做。向节约型政府前进，合理调整财政预算结构，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连同其他措施，全民社保绝非奢望。

　　社保支出还要用多少钱？

　　《半月谈》有文章说，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算了这样一笔账：目前实现全民低保只需要为部分还没有建立这一制度的农村地区及城市中部分被漏掉的居民提供低保。上述两类低保人口的数量不会超过3000万。按人均每月50元计(因为这些人中的多数是农村人口，其低保标准低于城市)，需要“新增投入资金”不会超过180亿元，这一数字相当于2005年财政收入31628亿元的0.6%还不到。近几年来，国家和地方财政收入每年都有10%以上的增长率，拿出其中很小一部分即可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完全有可能搞一个全民社会保障体系”，中国人民大学李迎生教授认为，“我国的国家财政已具备向农业转移支付的实力。”按照他的估算：财政每年拿出1600亿元左右，基本可以将医疗保障全覆盖；拿出1000亿元左右，基本可解决包括农民在内的养老问题。

　　中央财政的社会保障支出近年来虽然不断增加，但没有列入法定预算，且支出比例与收入相比太低。社会保障没有成为政府最大的、经常性的财政支出。我国公共财政支出中社会保障支出不足15%，排在世界后头。医疗保障支出在世界卫生组织190多个成员中倒数第四。事实上，最近5年我国基本建设投资年均增长40%左右，如果把经济建设投资减少10%并投入到全民社会保障上，社会保障能力提高所产生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将十分显著。